独轮车重汗如浆，

(相关资料图)

蒲秸芒鞋亦贩商。

我自行人更怜汝，

却应达者笑予狂。

这是金代著名文学家蔡珪的诗句，讲述他去金中都的路上所见，处处有小商贩。蔡珪是名臣蔡松年之子，蔡松年曾抗金，后投降，参与了金兀术对岳飞的作战，官至右丞相，诗名与“国朝（指金朝）第一作手”吴激并列，称为“吴蔡体”。蔡珪则善文，被视为“国朝文派”之正，“辨博（指学识广博，辨在此处通辩）号称天下第一”。

金人在上京时，商业尚不发达。宋徽宗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正月，为贺金太宗吴乞买继位，北宋派尚书司封员外郎（六品，寄禄官，非实职）许亢宗任国信使（宋元时的国家使臣），许亢宗留下《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，称：“其京城无市井，买卖不用钱，惟以物相贸易。”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亦记，金上京“惟以物博易，无钱，无蚕桑，无工匠，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”。

可到蔡珪时，商业活动竟已如此活跃。与蔡珪同时期的诗人朱自牧也写道：“川平佛塔层层见，浪稳商舟尾尾行。”

可见，此时金中都乃至中原地区商业颇繁盛，形成富民阶层，他们承担了金朝的大部分税收，且稳定地方、促进文教、公益等。正因富民阶层崛起，中原地区才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。遗憾的是，金人本不抑商，中后期信奉儒学，亦“重农抑商”，加之征敛无度、腐败等因素，致富民阶层衰落，金朝亦随之灭亡。

考察金中都乃至中原地区富民们的浮沉，令人唏嘘。

金中都繁华远超金上都

金朝最早定都于上京（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），据学者李潇《金代市场探析》钩沉，此地商业萧条，学者乔幼梅认为：“在女真族聚居的地区，手工业、商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，社会上还没出现独立的商人，因而也就‘无市井’，更不可能以金属货币作为等价物了。”

考古发掘显示，上京北部是工商业区，南部是皇城，整体规划不强，学者秦大树称它“带有女真早期社会制度的遗风”。

到金世宗、金章宗时，上京商业才略见规模，有了市场，始用货币。

金中都则不同，除原城北市场，海陵王迁都后，又辟多个新市场，最大的在大悲阁（又称圣恩寺）附近，此外一处靠近天宝宫，以及檀州街东部的柴市（今菜市口附近）等。

《析津志辑佚》中记天宝宫市场中的碑文内容“凡物之货易，莫不依平而后定焉。况人役物，以为养马之与人最为急用……总成人之交易，莫不以平为心。而虽有卖欲贵买欲贱者，皆取于一二言之定矣。”表明此地曾有马市，不算家口，二百廿余人依此维生，“皆不耕不蚕，而取给衣食于是，非神默佑，焉能得摇唇鼓舌各取给欤”，可见规模之大。

据《析津志辑佚》，中都新市场还有“鸣玉坊，在羊市之北。展亲坊、惠文坊，草市桥西”，以及“米市、面市，钟楼前十字街西南角。羊市、马市、牛市、骆驼市、驴骡市，以上七处市，俱在羊角市一带。其杂货并在十市口。北有柴草市，此地若集市。近年俱于此街西为贸易所。”

商业繁荣有四大原因

金中都商业繁荣，原因有四。

首先，基础好。

据房山石经，唐代幽州已有白米行、磨行、新货行、油行等诸业，城内有“幽州市”。许亢宗使金时，称北京：“户口安堵，人物繁庶，大康广陌，皆有条理。州宅用契丹旧内，壮丽敻绝。城北有三市，陆海百货萃于其中。……锦绣组绮，精绝天下，膏腴蔬窳（读如裸，意为瓜果）、果实稻粱之类。”

其次，受战争影响不大。

金灭辽、金灭北宋战争对北京几无冲击。范成大使金时，写有《揽辔录》，见昔日繁华的汴梁“过东御园，即宜春苑也。颓垣荒草而已”，金中都却“遥望前后殿屋，崛起处甚多，制度不经，工巧无遗力，所谓穷奢极侈者”，而金中都出宫城东北角第一门便是街市。

其三，金人初期不抑商。

据武玉环的《金代商业述论》，金人初期以武立国，好利崇实，《金史》载，金朝高官中甚至有人为获利，拜有钱人为爹，比如崇义军节度使（正二品）、行军猛安（千夫长，从四品）忽睹，他是金熙宗的舅子，“其在横海，拜富人为父，及死，为之行服而分其资”。目的是等富人死，合法继承财产，不计辈分上吃亏。

金朝上至皇子，下至农民，皆喜经商。

其四，城市格局改变。

金中都虽分62坊，但无坊墙。传统中国城市各小区用高2至3米、宽1.3米左右的坊墙分割。坊墙开四门，昼开夜闭，夜不入坊即有罪。坊墙制将商业机构分割开，主街无门面房，不利经营。从坊墙制到街市制，是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的大关节，金中都把握了契机。

富民维系着基层社会

金朝富民中还有手工业者、地主。金初手工业不发达，通过战争，俘获大量匠人，靖康之役，金人“押工役三千家”北归。为鼓励手工业，金朝几次籍民，将各地匠人调至中都，编入匠户，世代不得脱籍。金朝中后期，手工业水准已不逊于南宋。蒙古窝阔台伐金时，竟从中原“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”。

地主则拥有较多土地，生产规模大，劳动效率高。

学者邓子聪在《金代富民阶层研究》中指出，富民家庭人口多，据出土墓志，超20人的家庭占33%，低于10人家庭的占42%，有两家竟超百人，“自梁唐以来，未有如此之巨族也”。

金朝富民被称为“豪民”，但与汉魏时拥有武装、割据一方的“豪民”不同，受中原战乱影响，穷家投富亲戚，聚住一起而已。

金制，州府一级建学校与文庙，地方可申请朝廷拨款，不足由民间捐赠补齐，再下一级则全靠民间，富民是主力。此外，富民还是乡村修庙观、建路桥、节日庆典、赈灾等的主力，他们承担较多税负，“大小科役无不及之”。

富民是维系基层社会的重要一环，据邓子聪钩沉，一方面，他们是乡民的道德典范，在《千户贾侯父墓铭》中，赞墓主“事父母以孝悌闻，待友朋以忠信称，乡党宗族，莫不服其吉德”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保一方平安，据《金暴益墓志》，赞墓主“一境之内，爱而畏焉。至于强梁悍愎之徒莫不侧目而视之，田园桒（通桑）枣，无秋毫敢犯者”。

看来，金朝应优待富民才对。

富民承受着三类歧视

可金朝对富民很苛刻。

基于“为富不仁”的偏见，基层官吏在情感上偏向小民，富民落入司法困境。《金史》中记一案例：

10余家贷富僧六七万缗，不愿偿还，判案的银珠哥大王不通汉语，这些人重贿翻译。翻译说：“久旱不雨，僧欲焚身动天。”银珠笑，连说“塞痕”（女真语，意为好），众人不知何意。一下法庭，“先期积薪，拥僧于上，四面举火……竟以焚死”。

刘祁在《归潜志》中称：“如富家与贫家讼，必直贫民……嗟乎，贫富相争，自有曲直，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，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，乌可执一哉？”贫人多富人寡，贫富产生纠纷，官员或囿于见识，或为博清誉，不惜曲法。

法律上歧视富民，经济上也歧视富民。

金朝杂税多，且“遇差科先及富者”。金海陵征南宋，“物力之外又有铺马、军须、输庸、司吏、河夫、桑皮故纸等钱，名目琐细，不可殚述”，海陵王死后，这些杂税仍长期存在，甚至乡村雇管理人员，富民也要“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”。

宋人出使金朝，按惯例，金人应赠礼物，开销全由富民承担，且“岁岁如此”，以致“行户倍偿都穷”。

富民难以应付，只好隐匿产业，北宋已“隐寄产业赏告之法”，许匿名举报，诬告、滥讼不究责。金朝沿用，末期“朝廷括河朔、山东地，隐匿者没入官，告者给赏”。

在政治上，更歧视富民。金朝视商人为“末作”，认为“农岁不登，流殍相望，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”。大定十六年（1176年）甚至下令：“商贾舟车不得用马。”

迈不过的两道坎

富民有贡献，金朝为何还要苛待？

一方面，权钱结合，金帝难应对。

金朝阶级有两种划分法，一是基于民族成分，一是基于经济能力。彼此交织，监管困难。金朝贵族为谋利，不计体面。比如晋王斜也（阿骨打的同母弟），让工匠给他画了一个佛像，自称梦见此佛，应以金铸之，让县里出黄金，结果像没铸，却把黄金贪污了，百姓称他是“金总管”。

据邓子聪钩沉，在乡村，“县民豪族大姓，通行贿赂，趋媚县僚，贫民无所控诉”“县豪民王八十者，持吏短长，为一邑之害，小不如意，阴以法中之，县官熟视，不敢谁何”。

金章宗曾下令：“随路点军官与富人饮会，公通献遗，宜依准监临官于所部内犯罪究治。”

另一方面，金政府经商，与富民有利益冲突。

金朝专卖品多达十种，即：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。其中盐最多，据刘浦江先生研究，金世宗时岁课盐622万余贯，近全部财政收入四分之一。到章宗承安三年（1198年），增至1077万余贯，致有“国家经费，惟盐课”之说。

此外，金朝各级政府以放贷获利。此法源于佛教入中原，寺庙以放贷生利。唐太宗李世民规定，各部门定期聚餐，餐费从放贷中来，各部门竞相向民间放贷。金朝不仅贷款生利，还建流泉务，挺进典质业，名义上是为平抑民间典质的利息太重，但金朝滥发纸币，“大钞滞则更为小钞，小钞弊则改为宝券，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”，“兴定通宝”刚发数月，即已贬值，小民受损更惨。

两大问题成金朝绕不过去的坎，只好用“抑商”苟安。

市面繁荣却民生艰难

金朝抑商的代价惨痛。

范成大使金时，金朝经济正在恢复期，他却发现：“民间荒残自若，新城内大抵皆墟，至有犁为田处，旧城内粗布肆，皆苟活而已，四望时见楼阁峥嵘，皆旧宫观，寺宇无不颓毁。”

市面繁荣、民生艰难，原因有三。

一是资金无法回馈农业。抑商政策下，金朝富民皆以经商为耻，想回归农业，可金政府大量迁移猛安谋克户南下，共三次高潮，近400万人，商人买的好田，一旦被他们看上，即被无偿占有。

二是杂税太多。金朝多部门大搞行政收费，国家有正税，应按规缴纳，可地方借口粟麦运输难，另加运输费，中饱私囊，致“道路之费，倍于所输”，贫人难承担，只好逃走，所缺税收由富民承担。

三是货币不稳定，成了民间财富的抽水机。金朝铸铜钱少，且禁民间多藏铜钱，只能用纸币，可纸币发行无节制，一遇通胀，富民损失惨重。可笑的是，滥发纸币，百姓还要交“桑皮故纸”税。

金朝给商家设各种限制，但“身犯私盐、私酒曲、杀牛者，皆为世袭权贵之家”，并没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。

随着富民变穷，民间资本缺乏，金末期社会赤贫化，大定号称盛世，“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，汉户租佃田土，所得无几，费用不给，不习骑射，不任军旅”，“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”，已不堪一战。随着蒙古大军进袭，更出现“河南、陕西、徐海以南，屡经兵革，人稀地广，篙莱满野”的惨状。

局面至此，何能久持？金朝兴起快，灭亡也快，在富民问题上有失误，亦是一因。